导读：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带有有机整体性。一个国家工业化了，借助机器来生产成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了，其他的国家就必须卷入进来。蒸汽机、珍妮机等机器的发明让人类大开眼界，原来人类可具有这么高的生产力。这种威力把人类带到了机器丛林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国家可以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但如果不用机器进行生产，就不仅不可能享受与用机器生产的国家所享受的生活水平，而且只能成为后者廉价原材料的供应地、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过剩商品的倾销地。因此，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业化决定了苏联不得不走上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苏联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模式把它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区别开来。因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也就多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前途。从决策科学性上看，这个前途还是最优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造世界。马克思这个很高的学术观、世界观境界是学院派象牙塔学者很难达到的。然而，为实现发展，必须站到这样的高度。经济发展本身是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改造。我们已说明，经济发展是既定目的达到。由于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工业化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发展无法绕开的问题。为了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它山之石。

  美国尽管有大国衰落之嫌，尽管在2007年后又因经历了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尽显纸老虎之态，但它长期工业发展历史所积累起的社会基础设施依然非常雄厚。我们大家可以从美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看一看，苏联、中国为什么都必须实行工业化。

  第一个阶段：独立之前。在1776年独立之前，美国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有一些不同形式的手工业，但大量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这与1949年前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类似。但美国独立之前一些城市已经有一些小型的钢铁冶炼业了。虽然美国此时的GNP大概只有英国的1/3，但它在西方世界GDP排名第三，仅次于英法。而且，由于人口少，它的人均GNP已经是英国的4/5了。既然美国在工业发展上领先了中国173年，所以，在20世纪中期已经颇为落后的技术放在173年前都是先进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万事开头难”!西方工业发展早期的铸铁业和纺织业尽管与现代的钢铁工业不同同日而语，但一旦它开始发展，即使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它的产值也能够达到发展之初的166倍。

  第二个阶段：1777年到1913年。在这段时期，美国工业化缓慢发展。国内通常把美国看成是最大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政界要人早就有政府干预主义的思想。1791年，美国财政部长发布了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确认了制造业的成长和发展的大量收益(《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第272页)。只是尽管美国政府知道制造业的利益，并加以推动，但美国的工业化相当缓慢。在1800年的时候，美国东部主要河道两岸已经熔炉林立，但大部分炼铁厂都是只生产铁的旧式炼铁法企业(颇似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在随后的十年中，新英格兰地区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铸造厂才开始生产简单的厨具和农具。在纺织业里，1809年，美国费城的六家纺织厂只年产6.5万吗布，而附近村庄的家庭作坊的布产量高达23万码(《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第304页)，一些村子里还有自己的纺织漂染厂。也就是说，美国的工业集聚到城市边缘和城市中还要等待一段时间。这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尽管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似乎不大，却影响了其他几个国家的思想家。比如，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李斯特就受到了这个报告的影响。

  美国工业化在这段时期虽然发展缓慢，但确实表现出了活力。首先，集制造商和商人角色于一体的人所管理的企业通过把手工业者挤出市场显示了自己的实力，由此证明，马克思的观点是对的，即分散式的小规模的生产关系不可能适应大的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与大企业的生产力相竞争。这种趋势一直到21世纪，仍在美国各种新兴的行业重复发生。这样来看，中国今天那些依然攻击计划经济时期一大二公政策的人可以休矣。其次，在19世纪，尽管工厂制度表现出相对手工业和家庭制造业的优势，但制造业的规模较小，资金需要相对有限，所以企业进入市场相对自由。 美国也没有欧洲国家那种名门望族对公司发展的限制。所以，即使美国在19世纪还没有取代英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它对英国的追赶也是比较迅速的。只是由于原来的差距太大了，到20世纪初，英国还能维持其世界人均GNP最高的地位，到1913年，英国的人均GNP才变成美国人均GNP的0.95%。应该指出，美国这136年的人均GNP上的追赶，只依靠比英国高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年平均上涨的速度。而由于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国土面积后者国土面积是前者国土面积的40倍，美国GNP早在1870年之前就超过了英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70年正是标志英国等欧洲国家发生所谓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的年份。

  第三阶段，1914年-2014年。在这一段时期，在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之后，美国又享受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改革等给它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从社会关系来说，在英国，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在美国，由于得天独厚的土地面积条件，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保持了相对于英国的更大的平等性，即使1929年的资本主义危机都没有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失去元气。相反，随后逐步展开的二战以及战后的科技发展反而给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打了一剂又一剂的强心剂，让这一个国家的兴盛在1945年时达到了巅峰。

  经济史学家很少能够从理论家的层面来阐明问题。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伴随着工业化，美国还享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首先，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的出现就是一种巨大的效率效益增进。相对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公司制作是一种专门化生产，因而本身就是效率效益的增进。在专门化生产的同时，企业还集聚了更多的社会成员，这种聚集本身也能带来效率效益的增进。如果集聚的社会成员本身就具有从事这种生产的专业化技能，那企业就又多了一种效率效益增进的源泉。这三种机制下产生的效率效益增进使得企业这种形式的生产主体(法人)能够获得尽可能快的增长。同时，它也可以给普通的劳动者和管理者提供了改善经济情况的可能性。而美国可能是西方世界的国家中把企业制度的效率效益发挥到极致的国家。

  其次，从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看，企业的生产活动改变了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转变本身就是效率效益增进。比如，公司制作往往需要大的厂房，这本身对建筑提供一种需求，工人聚集又对住宅产生需求，当公司制作活动变得日渐复杂，以至于需要写字楼，社会就产生了对建筑的更进一步的需求。人口、物资的流动让交通设施这种特殊的建筑也变得重要起来(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管道运输等等)。再如，在生产技术上，效率提高一开始可能源于对生产组织的一系列改进，源于对传统资本设备和产品特性相对细微的改进，但渐渐地，企业家就会发现，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分工加强、劳动强度加大、技术工人替代非技术工人、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工具和设备改进、产品标准化、管理手段、扩大规模、改善资本结构能大大的提升效率效益。用马克思的哲学术语说，就是发生了质变(依然是在一些范围内的，即有些方面并没发生质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中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由大型公司构成经济中心而由业主经营的较小厂商构成经济外围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中，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大公司发展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经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成为管理决策的主要内容，经济的健康发展开始依赖于少数非常大的企业的组织能力。一些产出甚至远超于许多小国的GDP的巨型跨国企业出现了。

  第三，工业化国家很容易把上述优势用来生产控制他国的手段。在人类历史中，最赚钱的生意就是抢劫了。而抢劫者要么是依靠自己的力气、技能，要么就是依靠武器，要么依靠精神枷锁。19世纪是西方凭借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的世纪。20世纪，中国花费了28年时间才打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编织的统治之网。在经过多次较量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无法从武力上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们就寻求从内部和平地攻破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它们就利用工业化中发生的一切可通过的东西来给自己戴上光环。与以上小企业被驱逐出市场、生产日益复杂化的效率效益改进相联系的是，产品品种类型慢慢的变多、质量也慢慢变得好、消费品与资本品生产的日益分离、企业的销售环节和生产分开、城市发展、能源变化、产品结构改变(比如耐用品制造业的重要性大幅度的提升)、制造业中工人占所有劳动力比重、制造业产值在GDP中比例、生产活动在不一样的地区的重新分布、不同产业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动、广告业的发展、国际市场的开拓、产业在不一样的地区之间的转移、这个产业自身的包括组织形式在内的调整、税收系统的变动、政府作用的变动。这些变动中有的是工业化的一般性规律，有的却不过是工业化过程中相伴随、衍生的现象。但它们可能被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笼统地宣扬为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真假参半的欺骗最容易欺骗人)，从而给自己的工业化模式带上一道耀眼的光环。在这个光环的照耀之下，其他几个国家就走上歧路了，而其发展也就难以实现了，而美国的世界强国的地位也就稳固了。

  从事后看，中国建国后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确定要在与别的可能的道路的比较中进行。

  一位匈牙利裔英籍发展经济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指出，在1885年之前，马来西亚没有一棵橡胶树，英属西非洲也没有一棵可可树，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地方分别出现了百万英亩的橡胶树、可可树以及其它出口农作物，并且其中的大部分由本地人所有和经营，以此来实现了经济繁荣。这位经济学家说，这并非是对人民强行动用其人力财力的结果，也不是强制推行举止与行为模式的现代化，或由国家大规模出资的工业化，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大推进的结果，相反，这是由于与外部的广泛接触所导致的机会的出现与增多，主要是通过以市场为主的各种信息渠道促使人们做出自发反应的结果。简言之，这是在一个坚定，但干预有限的政府领导下取得的，没有大量公债基金的支出，也没有接受外部援助。 问题是，它是发展吗?按照发展是科学目的的达到的定义，它不是发展。因我们在这里看不到这一个地区的人民持有一种怎样的科学目的。

  还有一种可能。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研究了20世纪50年的南亚国家后认为，这些国家不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只要改善粮食供给，从而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就能由于人们的健康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实现经济发展。这话说起来并没有错，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靠这种机制吗?没有工业，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粮食供给增长依靠什么呢?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走上这两种道路的可能。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种发展道路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了解，中国历史上已经有洋务救国，结果失败了;他们了解，在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已经有君主立宪救国，结果失败了;他们也知道，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资产阶级救国，结果来了日本人，也失败了。在日本肆虐中国、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的时代，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梦想都破灭了。唯有中国革命救国的战略取得了成功。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最基本的政治基础，这正如美国独立运动奠定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样，也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奠定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样，只不过中国革命比它们伟大多了。革命的性质实际上决定了发展道路的选择。

  “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一定要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早在1920年，即成立的前一年，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著文指出：“中国以农业立国。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 不仅承继了李大钊的这个思想，而且发展了这个思想。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还说：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和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我们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以上描述的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然而这并非是说，在革命者及其同盟者内部就不存在着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在苏联，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之间的争论以很激烈的方式反映出来。在美国，也有着重大的争论。在中国，虽然不同的人在探索着中国的不同未来和达到他们所向往的未来的途径，但令人庆幸的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独特历史进程，由于所享有的政治威望，工业化在建国前夜第一次清晰地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一代人大概没有美国经济发展史的详细知识。但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逻辑上，有多因一果的现象。西方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他们虽没西方经济发展史的知识，但因为革命战争的培养，做出了正确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在长达22年的军事斗争中，中国人在极端恶劣的物质条件下，特别是在极端恶劣的武器装备条件下，需要从敌人手里直接夺过武器在用来反对敌人。主要是因为多了这样一道程序，中国的优秀党员和她的优秀战士白白地牺牲了多少人，包括的儿子毛岸英。就因为对这些牺牲了的伟大战士和党员的感情，就为了中国人在未来对外斗争中减少牺牲、避免牺牲，就使得中国义无反顾地选择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毕竟，如果主要发展农业生产或服务业生产，那么，在其他几个国家来抢夺中国生产的粮食时，来白白地或极为廉价地享受中国人提供的服务时，中国人没什么办法能抵御。在这方面，日本侵华时期的扫荡可说殷鉴不远。

  基于以上的冷暖感觉，即使不了解美国的工业化历史，中国也能得出重要的结论，即工业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无法回避的。可以说，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是经济落后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做的必然战略选择，没什么两难的。更何况，早在二战之前十余年，李大钊就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其实，不同的人，甚至持有不同政见的人都可能基于不同的逻辑得出相同的结论。关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工业化理论，参见专栏1。

  在专栏1中，那些西方学者所主张的工业化战略与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设想的工业化战略看起来似乎完全一致，但二者还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实现工业化到底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展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传递出资本家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的信息。这就与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依靠工人阶级的主张是天壤之别了。不但二者在主张上具有根本性的差别，而且在结果上也将有根本的差别。从中国历史看，“师夷长技以制夷”(买外国炮舰，建兵工厂、船政局)、立宪救国、工业救国(由官员、商人办铁厂，开矿山，修铁路，建纺织企业)、教育救国难道不都是由于依靠错误的力量而失败了吗?从这个方面看，的工业化战略更加完整，更胜一筹，而且足够保证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成功，因而是中国在一穷二白条件下经济发展的上上策。1956年，八大通过的《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表达了这个观点：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领先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

  在三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建设苏联帮助设计的约156个工业公司。一五计划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培养了经管干部、企业人才、技术人才、中国熟练工人。一五计划的实施，还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使内地与沿海得到了协调发展、资源得到了更有效利用。这些项目的建成和投产，使我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同时也为我国以后发展核工业、电子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

  为了完成工业化的目标，中国政府选定了中国工人家庭的核心消费(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构成，也确定了核心消费的价格，以及规定了工人、行政人员等领域的差别性工资制。李嘉图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工资铁律。中国领导下的新中国政府为实现工业化，也制定了与工资铁律所规定的类似的工资水平。这种水平使得全社会的储蓄主要在城市的工业部门。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形式。在这种计划经济形式下，中国的收入分配必定是平等的。中国今天也许依然需要这种计划经济的形式。

  中国工业化的利益到底怎样呢?让我们做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分析。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从1949年开始的。假设1949年GDP的指数为100，再设中国从1949年到2014年每年经济增长率为6%、7%或8%，下图表现了相应的GDP的增长情况。这个初中生都会做的图可拿来解释两种重要的情况。第一，从1949年到1980年，这三种不同增长率所带来的GDP差异看起来非常小。这就说明，即使没有文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GDP在1980年的时候也不会比实际值高多少。这个分析可拿来解释为什么到1980年中国还没解决温饱原因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1949年中国GDP太低了。第二，经过推翻三座大山后的1949-1980时期的建设，1981年前后正是中国GDP将要大幅度增长的年份。也就是说，1981年前后是中国解决温饱问题的临界点!这也说明，尽管一五计划看起来没有让中国的GDP增长多少，但正是它构成了中国经济日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基础。而前面30年又构成了后面30年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说：“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

  化问题”呢?这可以用一种经济史研究中一种著名的历史反证法来说明。在本章第二部分我们已看到，贫穷国家有一种发展模式，美国人也有一种模式，美国人是通过对特殊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提高其相对价格从而支持国内的生产者、鼓励移民、鼓励妇女和儿童劳动、用专利制度鼓励发明和创新等等制度，来促进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那么，中国是不是能够采取美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呢?

  如果中国选择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中国将有少数人，只占据总人口的5%、10%，却占据1/3的GDP，而社会的95%或90%的人口只享有2/3的GDP。这样来看，前一部分人的平均收入就是后一部分人的平均收入的9.5倍。如果考虑前一部分人的收入也是高度不平等的，后一部分人的收入也是高度分化的，最高收入的1%的人就可能是最低收入的5%的人的收入的1万倍。不同收入的人、收入悬殊的人，同处于一个国家的屋檐下，既在许多方面面临着同样的生活需要，比如，需要同样的教育，需要同样的饮食，但也必然在许多方面面临不同的生活需要了。造成了社会分裂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就这样产生了。而这种社会必然出现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尝试了许多办法来度过经济危机。在大萧条时，他们采取了把产品白白地处理掉、把产品倾销到海外、关闭生产线年代，他们采用了政府刺激的办法。在资本主义制度限度内，这些办法能解决不太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采用这种办法与采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孰优孰劣呢?答案不言而喻。

  当然，工业化的过程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工业化的伟大意义的展现同样是需要时间的。苏联当年尽管实行了工业化战略，但在遭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时候，不得不接受来自美英的援助;而特别是，当苏联几乎独自地在自己国土上抗击了法西斯德国，取得了对法西斯德国的优势后，不得不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更大损失以及可能的德美英媾和而敦促英美开辟第二战场，从而不得不让因工业优势而占据了物质优势的英美国家来分享胜利的果实，而战后德国因此不得不划分为两个国家。我们大家可以推测，假如二战向后推迟五年，苏联的工业化因而能够再有五年和平发展时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将会有极大的改观。中国可以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找到肯定自己工业化成就的依据，从而反对今天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而把自己的航船调整到科学的轨道上来。

  中国工业化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并非是说，中国的工业化的任务已完成了。早在1914-1918年的一战期间，英国工厂就生产了超过55000架各种飞行器，包括代表当时工程思想里程碑的多发轰炸机和船式水上飞机。二战时期，英国在五年里一共生产了大约12500架作战飞机。至于美国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看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不在世界飞机工业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可以称自己是一个取得了骄人发展成绩的大国吗?中国人口这么多、国土面积这么大、GDP这么高，却没有自己的飞机工业，能说实现了很好的经济发展吗?很显然，飞机制造是中国要必须发展的一种产业。习2014年提出，中国一定要搞出自己的大飞机。当然，中国所要增长的决不是只有大飞机。中国还应该有自己的完全自主生产的汽车、电脑、软件等。

  对中国最后完成工业化的一个重大干扰是对服务业的错误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服务业的发展，也根据所谓配第克拉克命题，一些学者觉得，中国也要全力发展服务业。但西方服务业占据其GDP的比重达到60%以上，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服务业也要达到GDP60%以上。让还处于婴儿时期的人一下子变成幼儿、少年、青年甚至是成年人，无异于拔苗助长，必然产生过犹不及结果。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必须依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如果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模式已有过分偏重服务业之嫌疑，而大飞机还没有上天，电脑生产还仰赖于人，到底孰轻孰重呢?读者不难自己回答。

  对中国完成工业化的另一个重大干扰是对商品经济的错误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商品经济既然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就只能经由商品经济阶段来实现了。其实，产品和商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是产出用于销售并获得私人利润的产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品若不是用于获得私人利润，即便是销售给私人使用，也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不同，因而不妨延续其产品的称谓，以与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相区分。这就像交换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存在着，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不一样意义一样。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产品经济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既然这样，中国为什么还要强调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呢?

  1.这部分的内容参考了斯坦利L 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十九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斯坦利L 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20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2.有些西方经验与中国的发展已经不相关了。比如，在西方，蒸汽动力的使用使工业能够进入到水力资源比较有限区域，这就为城市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动力的这种改变也改变了生产的周期模式，比如不会因依赖水量的大小而具有季节性。这些经验与中国的工业化没什么相关性。因为中国作为后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发展的投资太多、太大、太复杂。

  3.有西方著名学者试图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释企业的兴起，如果交易成本的新古典范式可以解释企业组织，那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将会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事实上，它们却较为稳定。

  4.列宁大概是最先描述这种现象的人。而西方人对它加以分析要到20世纪30年代。

  5.吉拉德M. 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