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工业生产过程对焚烧飞灰等废弃物进行协同资源化处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不但可以缓解“垃圾围城”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还可以在某一些程度上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化利用。
11月6日，国内首条飞灰工业化处置示范线在北京竣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到场祝贺：“这条飞灰处置示范线的竣工投产，不仅为各地垃圾焚烧厂及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起到提示警醒作用，而且对全国垃圾焚烧飞灰的处置具有积极的示范表率作用。”
“警醒”一词的背后，是国内飞灰处置的巨大空白。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飞灰处理的三个阶段或可作为一个参考样本，供其他城市借鉴。
焚烧飞灰指的是生活垃圾焚烧后从锅炉烟道和烟气处理系统收集的残渣。因为其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属于危险废弃物，需要特殊处理。
“飞灰被列为危废，还在于其中含有重金属。飞灰里确实含有二恶英但含量不高。老百姓不要不当回事，但也不要诚惶诚恐。”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飞灰领域权威专家聂永丰对《民生周刊》记者解释道。“含量是不高，但是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六七成都在飞灰之中，因此处理必须谨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毛达补充道。
聂永丰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目前国内对飞灰的解决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根据危废处置标准，将飞灰进行水泥固化后，在危废填埋场进行填埋。“这是民众比较认可的，因为听起来比较安全。但是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不是最佳，因为要找新的危废填埋场难度很大，填埋成本也很高。”
第二种是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标准，将重金属稳定化后，在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分区填埋，这一做法的成本较高。
第三种是在保证重金属被固定、二恶英被破坏的基础上，进行资源化利用，作为烧制陶粒和水泥的原料。
而在日本流行的飞灰熔融技术，在中国却没有落地。“我个人觉得熔融在中国的可行性不佳，最根本原因是成本太高。”聂永丰分析到，日本是后发达国家，对建材的需求并不旺盛；日本的垃圾焚烧厂焚烧所发电力，主要用来处理飞灰，而我国的垃圾焚烧厂将电力作为产品再次出售；日本的垃圾焚烧厂大多由政府全额拨款，没有经营压力，采用熔融方式资金上压力小。“另外，熔融过程中，重金属离子挥发很厉害。”聂永丰补充道。
“你要问我哪一种方式最安全？实话实说，每一种解决方法都有风险。但是做环保讲求的是最好能够降低对环境的伤害，我个人觉得资源化利用是最好的方式。”聂永丰说。
聂永丰与他的团队，是国内飞灰处置的技术带头人。“十五”期间，他们在杭州做过飞灰处置实验，当时的试验线吨。
“十一五”期间，他们承接了科技攻关计划，在苏州金茂水泥厂进行了科研实验，做了一条日处理50吨飞灰的处置线，用飞灰烧结做陶粒。此项目运营了半年，在通过各项测试后停产。
“要说琉璃河水泥厂的处置线是全国首条工业化处置线，我认为也没错。因为之前我们做的都是科技示范项目，并没有一条处置线真正投入工业化运行。”聂永丰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在垃圾围城的现实困境之下，垃圾焚烧慢慢的变成为中国未来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向之一。资料显示，北京市“十二五”计划要求北京市生活垃圾40%进行焚烧处理。而在全国，光是“十二五”规划的垃圾焚烧厂就超过200家，到“十二五”末更将超过300家。
有专家用“”来形容我国垃圾焚烧发展之势。去年发布的我国首个民间垃圾焚烧厂分布图显示，在已建焚烧厂数量上，浙江省以28家高居榜首，广东、江苏与福建以14家并列第二。
与此同时，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呼声也频频出现。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全国垃圾焚烧厂成堆建设投产，但飞灰处置行业至今仍颇显寂寥。
“自从2008年从北京市科委承担此研究课题至今，还没有一点国内的企业与我们联系，希望合作或者购买技术。”在竣工投产一周后，首条工业化处置示范线的研发单位、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琉璃河水泥厂”）总经理赵向东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我们大家都希望将技术转让给外地的企业，提高飞灰处理行业的整体水平。”
赵向东表示，2008年至今，始终没听说国内其他城市有此类计划或尝试。《民生周刊》记者在网上搜索时，也未发现其他城市有此类消息。
“这个行业是个砸钱的行业，我们目前投入已经过亿。靠研发经营飞灰处置线盈利，几乎不可能。”赵向东认为，这是行业寂寥的最主要原因。
目前，琉璃河水泥厂飞灰工业化处置线处理来自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所有飞灰，每天约30吨。处理价格为1580元/吨，“处置飞灰的收入和成本几乎持平”。赵向东不无担忧地说，“接下去，电价、煤炭等价格一旦增长，企业会陷入亏本的境地。所以现在我们也希望争取上调处置价格，以应对将来出现的成本上涨。”
关于价格，有一个数据可供参考。“十一五”期间，聂永丰团队在苏州做的利用飞灰做陶粒的项目，每处理一吨飞灰的费用仅为400元。“因为我们做科研，没有商业动机，我们的成本都是直接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而市面上的企业处置飞灰都有商业动机。因此他们的处置费用是不是合理，很难判断。”聂永丰审慎地回应。
“我们没打算用处置线挣钱，只求不亏。毕竟作为国有大规模的公司，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环境治理尽到责任，成为政府的好帮手、城市净化器，也是应该的。”赵向东笑着说。
《民生周刊》记者从北京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以下简称“污防处”）了解到，在这条处置线建成投用之前，北京市垃圾焚烧厂的飞灰一直都在进行着稳妥的处理。“北京的飞灰处理分为三个阶段：从2005年红树林环保有限公司建成国内首条利用水泥窑处置工业废弃物的环保示范线后，红树林就一直利用北京市水泥厂的水泥窑进行着包括飞灰在内的北京市危险废物回收处理工作；2009年生态岛科技有限公司投产之后，北京市绝大部分的焚烧飞灰大部分转移到生态岛做处理；琉璃河水泥厂的工业化处置线竣工后，全部飞灰便转到这个地方进行处理。”污防处工作人员周苑松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有意思的是，在三个阶段为北京市处理焚烧飞灰的三家企业，同为北京金隅集团下属子公司。
据周苑松介绍，三家企业采取的工艺各有不同。虽然和琉璃河水泥厂一样，红树林利用水泥窑的高温处理飞灰，但其处置线并非专门的飞灰处置线，而是将飞灰与其他危险废物混合处理，主要目的是将有害物质消除；生态岛的处理方式是将飞灰预处理后进入危险废物专用填埋场安全存放；琉璃河水泥厂的处理方式是将飞灰进行一系列化学、物理预处理后，将飞灰投入水泥窑中煅烧，将有害物质消除后直接作为水泥生产原料进行再加工。
“红树林的技术存在瓶颈，他们无法消除氯离子，过多的氯离子对水泥窑本身有破坏性，因此加入飞灰量十分有限，年处置能力不到5000吨；固化填埋的方法，虽然相对安全，但太占位置，据我所知，上海使用的就是填埋的方法，结果坑很快填满了。虽然生态岛的填埋坑还没有满，但长久下去总有填满的一天，而现在要在北京找一个新的填埋场地实在太难，这种方法难以持续。”周苑松分析。
对于自己的处置线，赵向东很有信心，“现在北京市的垃圾废弃物处置有个‘三化标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国际上比较常见的熔融、固化后填埋相比，我们的处理方式更贴近‘九字方针’。我想这也是北京市将飞灰交给我们处置的原因。”
“而且我们的处置费用是市面上最便宜的。现在国际上流行的两种办法，熔融与固化填埋，每吨的处理费用在6000元和4000元左右，但我们的技术只需近2000元，你说用谁的？”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发生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事件，北京六里屯、广州番禺和江苏吴江的项目更是在居民长达4年的努力下决定改址。“面对这些压力，上级部门提出了‘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的处理思路，要求我们增加垃圾处理设施的能力，提高垃圾焚烧比例，促进垃圾减量。琉璃河水泥厂研发课题的开展，和这样的背景不无关系。”周苑松认为。
目前北京市的飞灰主要来自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其年产生飞灰量约为12000吨，而处置线吨。
放眼望去，这种“肉多僧少”的状况更严重：北京鲁家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明年即将投入使用，它的飞灰年产生量预计为3万吨。根据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推算，到2015年，北京市飞灰年产生量将达到8—10万吨。
“预计至2020年，北京至少还会保留4条水泥生产线，分别是北京水泥厂两条和琉璃河水泥厂两条。经过科学测算，像琉璃河水泥厂现今从事飞灰处置的水泥生产线，在经过投产实践和技术改造后，单线万吨/年。如果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没有问题，那么4条水泥生产线一起上，年处置能力应该可达到12万吨左右。”周苑松说。
过了“十二五”怎么办？周苑松笑笑，“技术一直在进步，到时候肯定有办法。”
从政府各部门态度来看，飞灰的资源化处理正处萌芽上升期。环保部方面，无论是2010年出台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还是2011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加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的研发和推广，都对飞灰处置的研发推广抱以积极态度。而作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也在公共场合指出，利用工业生产过程对焚烧飞灰等废弃物进行协同资源化处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不仅可以缓解“垃圾围城”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化利用。
同时透露，“十二五”时期是协同资源化处理废弃物的加速发展期，国家已把协同资源化处理废弃物作为循环经济十大工程之一，正在研究出台产业、财税、价格等扶持政策，加紧完善监管措施，实现协同资源化处理的规范有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前景光明，脚下的路依然不够平稳。中国环境学会固废专业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废弃物资源化与新能源研发中心主任王伟对焚烧飞灰的资源化利用市场感到忧虑：“焚烧飞灰资源化利用目前还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产品标准，比如对有害重金属的检测。对此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一个没有产品标准的市场是失控的。”他呼吁，尽快出台飞灰资源化利用统一的产品标准，以确保产品的安全环保。
利用工业生产过程对焚烧飞灰等废弃物进行协同资源化处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不仅可以缓解“垃圾围城”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化利用。
11月6日，国内首条飞灰工业化处置示范线在北京竣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到场祝贺：“这条飞灰处置示范线的竣工投产，不仅为各地垃圾焚烧厂及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起到提示警醒作用，而且对全国垃圾焚烧飞灰的处置具有积极的示范表率作用。”
“警醒”一词的背后，是国内飞灰处置的巨大空白。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飞灰处理的三个阶段或可作为一个参考样本，供其他城市借鉴。
焚烧飞灰指的是生活垃圾焚烧后从锅炉烟道和烟气处理系统收集的残渣。因为其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属于危险废弃物，需要特殊处理。
“飞灰被列为危废，主要是因为其中含有重金属。飞灰里确实含有二恶英但含量不高。老百姓不要不当回事，但也不要诚惶诚恐。”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飞灰领域权威专家聂永丰对《民生周刊》记者解释道。“含量是不高，但是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六七成都在飞灰之中，因此处理必须谨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毛达补充道。
聂永丰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目前国内对飞灰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根据危废处置标准，将飞灰进行水泥固化后，在危废填埋场进行填埋。“这是民众比较认可的，因为听起来比较安全。但是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不是最佳，因为要找新的危废填埋场难度很大，填埋成本也很高。”
第二种是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标准，将重金属稳定化后，在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分区填埋，这一做法的成本较高。
第三种是在保证重金属被固定、二恶英被破坏的基础上，进行资源化利用，作为烧制陶粒和水泥的原料。
而在日本流行的飞灰熔融技术，在中国却没有落地。“我个人认为熔融在中国的可行性不佳，最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聂永丰分析到，日本是后发达国家，对建材的需求并不旺盛；日本的垃圾焚烧厂焚烧所发电力，主要用来处理飞灰，而我国的垃圾焚烧厂将电力作为产品再次出售；日本的垃圾焚烧厂大多由政府全额拨款，没有经营压力，采用熔融方式资金上压力小。“另外，熔融过程中，重金属离子挥发很厉害。”聂永丰补充道。
“你要问我哪种方式最安全？实话实说，每一种处理方式都有风险。但是做环保讲求的是尽量减少对环境的伤害，我个人认为资源化利用是最好的方式。”聂永丰说。
聂永丰与他的团队，是国内飞灰处置的技术带头人。“十五”期间，他们在杭州做过飞灰处置实验，当时的试验线吨。
“十一五”期间，他们承接了科技攻关计划，在苏州金茂水泥厂进行了科研实验，做了一条日处理50吨飞灰的处置线，用飞灰烧结做陶粒。此项目运营了半年，在通过各项测试后停产。
“要说琉璃河水泥厂的处置线是全国首条工业化处置线，我认为也没错。因为之前我们做的都是科技示范项目，并没有一条处置线真正投入工业化运行。”聂永丰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在垃圾围城的现实困境之下，垃圾焚烧逐渐成为中国未来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向之一。资料显示，北京市“十二五”规划要求北京市生活垃圾40%进行焚烧处理。而在全国，光是“十二五”规划的垃圾焚烧厂就超过200家，到“十二五”末更将超过300家。
有专家用“”来形容我国垃圾焚烧发展之势。去年发布的我国首个民间垃圾焚烧厂分布图显示，在已建焚烧厂数量上，浙江省以28家高居榜首，广东、江苏与福建以14家并列第二。
与此同时，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呼声也频频出现。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全国垃圾焚烧厂成堆建设投产，但飞灰处置行业至今仍颇显寂寥。
“自从2008年从北京市科委承担此研究课题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内的企业与我们联系，希望合作或者购买技术。”在竣工投产一周后，首条工业化处置示范线的研发单位、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琉璃河水泥厂”）总经理赵向东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我们希望将技术转让给外地的企业，提高飞灰处理行业的整体水平。”
赵向东表示，2008年至今，一直没有听说国内其他城市有此类计划或尝试。《民生周刊》记者在网上搜索时，也未发现其他城市有此类消息。
“这个行业是个砸钱的行业，我们目前投入已经过亿。靠研发经营飞灰处置线盈利，几乎不可能。”赵向东认为，这是行业寂寥的最主要原因。
目前，琉璃河水泥厂飞灰工业化处置线处理来自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所有飞灰，每天约30吨。处理价格为1580元/吨，“处置飞灰的收入和成本几乎持平”。赵向东不无担忧地说，“接下去，电价、煤炭等价格一旦增长，企业会陷入亏本的境地。所以现在我们也希望争取上调处置价格，以应对将来出现的成本上涨。”
关于价格，有一个数据可供参考。“十一五”期间，聂永丰团队在苏州做的利用飞灰做陶粒的项目，每处理一吨飞灰的费用仅为400元。“因为我们做科研，没有商业动机，我们的成本都是直接的生产成本；而市面上的企业处置飞灰都有商业动机。因此他们的处置费用是否合理，很难判断。”聂永丰审慎地回应。
“我们没打算用处置线挣钱，只求不亏。毕竟作为国有大型企业，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环境治理尽到责任，成为政府的好帮手、城市净化器，也是应该的。”赵向东笑着说。
《民生周刊》记者从北京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以下简称“污防处”）了解到，在这条处置线建成投用之前，北京市垃圾焚烧厂的飞灰一直都在进行着稳妥的处理。“北京的飞灰处理分为三个阶段：从2005年红树林环保有限公司建成国内首条利用水泥窑处置工业废弃物的环保示范线后，红树林就一直利用北京市水泥厂的水泥窑进行着包括飞灰在内的北京市危险废物处理工作；2009年生态岛科技有限公司投产之后，北京市绝大部分的焚烧飞灰大部分转移到生态岛做处理；琉璃河水泥厂的工业化处置线竣工后，全部飞灰便转到这里进行处理。”污防处工作人员周苑松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有意思的是，在三个阶段为北京市处理焚烧飞灰的三家企业，同为北京金隅集团下属子公司。
据周苑松介绍，三家企业采取的工艺各有不同。虽然和琉璃河水泥厂一样，红树林利用水泥窑的高温处理飞灰，但其处置线并非专门的飞灰处置线，而是将飞灰与其他危险废物混合处理，最大的目的是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消除；生态岛的解决方法是将飞灰预处理后进入危险废物专用填埋场安全存放；琉璃河水泥厂的解决方法是将飞灰进行一系列化学、物理预处理后，将飞灰投入水泥窑中煅烧，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消除后直接作为水泥生产原料进行再加工。
“红树林的技术存在瓶颈，他们没办法消除氯离子，过多的氯离子对水泥窑本身有破坏性，因此加入飞灰量十分有限，年处置能力不到5000吨；固化填埋的方法，虽然相对安全，但太占位置，据我所知，上海使用的就是填埋的方法，结果坑很快填满了。虽然生态岛的填埋坑还没有满，但长久下去总有填满的一天，而现在要在北京找一个新的填埋场地实在太难，这种方法难以持续。”周苑松分析。
对于自己的处置线，赵向东很有信心，“现在北京市的垃圾废弃物处置有个‘三化标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国际上很常见的熔融、固化后填埋相比，我们的解决方法更贴近‘九字方针’。我想这也是北京市将飞灰交给我们处置的原因。”
“而且我们的处置费用是市面上最便宜的。现在国际上流行的两种办法，熔融与固化填埋，每吨的处理费用在6000元和4000元左右，但我们的技术只需近2000元，你说用谁的？”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发生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事件，北京六里屯、广州番禺和江苏吴江的项目更是在居民长达4年的努力下决定改址。“面对这些压力，上级部门提出了‘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的处理思路，要求我们增加垃圾处理设施的能力，提高垃圾焚烧比例，促进垃圾减量。琉璃河水泥厂研发课题的开展，和这样的背景不无关系。”周苑松认为。
目前北京市的飞灰大多数来源于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其年产生飞灰量约为12000吨，而处置线吨。
放眼望去，这种“肉多僧少”的状况更严重：北京鲁家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明年即将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它的飞灰年产生量预计为3万吨。根据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推算，到2015年，北京市飞灰年产生量将达到8—10万吨。
“预计至2020年，北京至少还会保留4条水泥生产线，分别是北京水泥厂两条和琉璃河水泥厂两条。经过科学测算，像琉璃河水泥厂现今从事飞灰处置的水泥生产线，在经过投产实践和技术改造后，单线万吨/年。如果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没问题，那么4条水泥生产线一起上，年处置能力应该可达到12万吨左右。”周苑松说。
过了“十二五”怎么办？周苑松笑笑，“技术一直在进步，到时候肯定有办法。”
从政府各部门态度来看，飞灰的资源化处理正处萌芽上升期。环保部方面，无论是2010年出台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还是2011年出台的《关于逐步加强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加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的研发和推广，都对飞灰处置的研发推广抱以积极态度。而作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也在公共场合指出，利用工业生产过程对焚烧飞灰等废弃物进行协同资源化处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不但可以缓解“垃圾围城”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还可以在某一些程度上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化利用。
同时透露，“十二五”时期是协同资源化处理废弃物的加速发展期，国家已把协同资源化处理废弃物作为循环经济十大工程之一，正在研究出台产业、财税、价格等扶持政策，加紧完善监管措施，实现协同资源化处理的规范有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前景光明，脚下的路依然不够平稳。中国环境学会固废专业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废弃物资源化与新能源研发中心主任王伟对焚烧飞灰的资源化利用市场感到忧虑：“焚烧飞灰资源化利用目前还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产品质量标准，比如对有害重金属的检测。对此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一个没有产品质量标准的市场是失控的。”他呼吁，尽快出台飞灰资源化利用统一的产品质量标准，以确定保证产品的安全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