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拥有非常良好的发展基础，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十四五”时期，我们需根据发展条件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进一步明确发展任务和重点领域，培育壮大工业竞争新优势，在更高水平上快速推进工业现代化。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工业对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或将低于服务业，但其对国民经济发展仍将发挥五个方面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支撑作用无法替代。工业是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为居民生活、各行业的经济活动提供物质产品，这一及其重要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产业部门都无法替代的。可以说，没有现代化工业，经济活动就会缺乏运行的物质基础，我国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就不能有力应对自然灾害、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亦难以有力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二是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无法替代。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看，有的国家在人均GDP为4000至5000国际元、尚远离高收入国家门槛时就陷入停滞，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难以实现进一步增长，这两种现象分别被经济学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之墙”。其成因就在于一国的竞争优势没有实现适时演进，当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势丧失后，知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没有成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与经济稳步的增长源泉，这些现象本质上是“技术停滞陷阱”。工业是研发投入最多、技术创新最活跃、辐射带动力最强的产业部门，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依然保持了较高比重的制造业，这足以说明实现工业健康发展对一国的重要性。

  三是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关键支撑产业作用无法替代。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目前，制造业慢慢的变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截至201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1823.1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从2010年的5.6%提高到9.5%；2019年，中国有129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其中四分之一企业的主业是制造业，且中国大型企业中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更高。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工业制成品在帮助更多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产业配套体系、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新技术与新模式创新的重要载体作用不可替代。创新活动的人才、资金、硬件设施等，很多都依赖于工业。同时，工业还搭建了创新活动的物理系统，提供创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应用的验证场所，是技术创新的“母体”。即便是制造业比重很低的美国，也有约70%的创新活动直接依托于制造业或者间接受到制造业的助力。可以说，工业为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等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载体。

  五是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工业因其产业链长、带动性广、吸纳就业和技术扩散作用强等特点，成为启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结合本地条件选择发展适合本地需求的工业，是国内许多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推动经济发展的任务依然较为繁重，需通过发展工业为推动经济社会更好发展提供动力。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传统工业化理论和工业化水平的判别方法，实现工业化就意味着进入后工业社会。有观点认为，工业比重下降是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表现，甚至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工业化的任务就已经结束，工业的发展变得无足轻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需要强调的是，工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这一定位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动摇。基本实现工业化甚至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我们不是不要工业或者不推进工业化，而是工业的定位、工业化的方向需要适时改变，推动工业化向更高水平迈进。

  当前，全球正在开始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工业化进程，我国面临着改造提升已有产业的“机会窗口”，必须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深入推进工业化。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在前沿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等方面抓紧推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一般来说，工业强国都有一定规模和比例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2018年发布的《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提出，先进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引擎和国家安全的支柱；2019年德国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30年德国制造业比重从23%提高到25%的目标。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层面看，按照传统的统计口径，作为主要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制造业，在我国经济由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比重，避免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具体来看，需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壮大先进制造业，到2030年，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约30%的水平为宜。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未来，工业发展需更多依靠技术创新驱动，重点在提升发展质量。从结构的角度看，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包括过程质量提升和结果质量提升。过程质量提升，是指在工业的运营过程中减少和优化要素投入，降低对环境社会的不良影响。具体表现为，在资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采用更环保的生产装备和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方面，不断提高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重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创新驱动；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实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升和制造业人力资源的明显提升。结果质量提升，则是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明显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推进工业化深度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多数工业细分领域都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但高精尖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在整体上与世界领先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基础不牢、缺乏核心技术成为制约我国工业更好发展的瓶颈。对此，必须持续推进深度工业化，一方面找准关键“痛点”，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补齐短板；另一方面要抓住机遇及早布局，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方面实现突破，抓紧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实施“智能+”战略，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我国工业化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其自身技术创新而持续形成的动力。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又推动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赋能工业的重要力量，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应从推动一些特定产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提高，转向促进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推动“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既重视数字经济的模式、业态创新，又着力促进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赋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效率和效益。

  推进全面开放，增强全球价值链掌控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企业实力相对较弱、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我国主要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以贸易为主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企业实力的壮大，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深度国际化的能力，而国内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也给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提出了“优化国际化布局”的要求。“十四五”时期，需继续优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的布局，并且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模式加强和优化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的布局，逐步构建有中国参与的、最大程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的国际制造业分工新框架。同时，利用我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制造网络，进而培育一批全球价值链的旗舰企业、“链主”企业。

  “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的发展需立足于传统产业规模大、吸纳就业多的现实条件，着眼于应对新挑战与抢抓新机遇，提升存量与开拓增量并举，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前沿技术产业。可考虑在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切实发力：

  一是新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需加快推动先进技术、前沿技术的工程化转化和规模化生产，在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的同时，力争形成一批不可替代的产品，破解“卡脖子”的制约。

  二是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好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汽车、家电等行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相对较高，其他行业也在加快推动自动化和信息化进程。虽然在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研究层面的技术突破都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支持的方向，但我国智能制造在实际应用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化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成为阻碍工业智能化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加速培育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不但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该产业本身亦有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巨大潜力。

  三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制造产业。绿色制造是指既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也能兼顾环境影响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先进制造模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阶段，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载体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制约着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实现工业集约型增长，加速推进绿色制造，不仅有利于维护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而且由于工业节能减排潜力大、技术和市场条件相对较好，能够产生更显著的效果和广泛影响，并催生新的产业部门。

  四是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坚持发展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应坚持发展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电子产品组装、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加速行业整合、减轻企业负担、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需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拓展产品应用空间，创造更多需求市场，以此稳定和增加新的就业岗位。

  五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费品产业。充分挖掘内需，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费品产业，不仅有利于减轻国民经济对出口、投资的依赖，为保增长贡献力量，也有利于更好适应科技创新浪潮，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提供条件。可围绕消费需求旺盛、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型消费品领域，重点发展适应消费升级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超高清视频终端、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消费级无人机等新型信息产品，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鼓励企业深度挖掘用户需求，加强创新设计，丰富产品种类，创新营销手段，拓展个性化定制、增值信息服务等服务型制造内容。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