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大大快于国民政府的预期，可以说，包括资源委员会重工业建设在内的备战工作，尚远未完成，而各种工业部门就必须被动员起来参与实际的战争。

  由于实力对比悬殊，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虽然顽强抵抗，却依然节节败退，而国民政府也迁往陪都重庆，依托西部地区的自然天险持久抗战。由于日寇是从中国经济最繁华的东部沿海地区发动进攻，国民政府的战争动员就包含了将东部地区的工业公司迁往西部后方，而这场工业内迁运动后来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克劳塞维茨基于拿破仑侵俄战争的教训，将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作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认为采取这种战法 “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或者至少是退却线较长”。中国战时的工业内迁，亦是国民政府间接抵抗方式的一部分。

  近代中国工业聚集于沿海地区的布局，早已引起学者的诟病：“这因为接近市场，及运输便利的缘故，虽然合乎经济的原则，然而未顾到我国的国防安全问题，所以不合乎国防经济的原则。”

  1935 年德国军事顾问在给国民政府提的战备建议中，亦设想了“沿海诸省迅速陷落”的情形，并相当看重四川作为战略后方的意义，称：“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况，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故而，当国民政府进行备战时，已经考虑到将新工厂建于内地。资源委员会筹办机器厂、钢铁厂和电工器材厂，选址于湘潭下摄司，即因为钱昌照等人“已考虑到抗日战争的不可避免，不再建设在中国的东部沿江沿海各省”。尽管资委会机器厂制造航空发动机的计划受阻于航委会，一直拖延不决，但湘潭的基建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根据档案记录，1937 年 2 月，下摄司临时办公处房屋已完工，“五千分一之三厂总图”亦已绘就，湖南地方政府也同意在产销税问题上“记账放行，实际上等于免税”，可谓形势大好。只是，恰如钱昌照后来回忆所言，即使选址在湘潭“仍然没有估计到后来的抗战形势”，结果导致“二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不过，在湘潭筹建的国营大厂毕竟还是有一两年的缓冲时间，集中了中国绝大部分装备企业的上海工业界，则在战争全方面爆发后立即面临迁与留的生死抉择。站在国民政府尤其是资源委员会官员的立场，当然是希望将上海工厂全部搬走，不留下资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钱昌照利用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便利，条陈搬迁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主要工业的计划，获得蒋介石批准，并顺利得到专款。他当即邀请上海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主席颜耀秋到南京面谈。

  7 月下旬，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决定立即实行粮食统制、资源统制和交通统制，其中资源统制由资源委员会召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共同筹办。钱昌照于是召集上述单位举行会议。然而，工业界乃至政府内部的态度其实就是分化的。一方面，颜耀秋、胡厥文等企业家对于内迁非常积极；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企业持观望态度，或者不愿意内迁。当钱昌照出面召集资源统制会议时，意见亦不统一。

  7 月 28 日，在机器和化学工业组会议上，趁讨论全面抗战之军需供给问题时，林继庸提议将上海工厂迁到内地去，有人就提出异议，认为“上海的各家机器厂凑合起来，其设备也抵不住一家国营的兵工厂，实在值不得搬迁”。林继庸则表示民营工厂的规模虽比不上国营厂，但亦有其用处，而且民营厂多接受国营兵工厂的订货，何况“即如我们国营兵工厂的规模亦比不上克虏伯、斯柯达等厂，但是我们的兵工厂搬进去亦可帮助战事的进行”。

  在林继庸的努力下，会议同意与非公有制企业尝试进行内迁接洽。当天下午，资源委员会即派林继庸、庄前鼎和张季熙前往上海。次日，胡厥文召集上海机器同业公会执委会，邀请林继庸等参加讨论。这次会议亦经过了激烈辩论，在胡厥文的带动下，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中公司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王佐才、大鑫钢铁厂余名钰等几家稍具规模的企业之负责人均表示愿意内迁，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当晚，胡厥文、颜耀秋即随林继庸回南京，向政府表示响应内迁号召、共赴国难的决心，并请政府解决内迁的经费问题。起初，政府只拨给 56 万元迁移费，经企业家们力争，追加到 500 万元。此后，胡厥文等人即回上海，奔走劝说各厂商内迁，争取到百余家企业。

  8 月 10 日，经行政院批准，成立了以资源委员会为首的监督委员会，翌日，由林继庸在上海主持会议，成立了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由林继庸任主委，负责组织上海工厂内迁。8 月 13 日，上海战事爆发，若干之前迟疑不决的厂商亦纷纷报名内迁。至此，工厂内迁正式拉开帷幕。

  从经济角度看，上海企业不愿意内迁，是符合逻辑的。实际上，依托于西方列强租界的存在，全面抗战初期上海曾享受一段时间的“孤岛繁荣”，装备工业也一度畸形发展，用同业公会的话说：“我同业新设之厂，为数颇多。”反观当时的内地，投资环境明显恶劣得多。例如，由于湖北地方当局所谓“三宝”(石瑛、张难先、严立三)持“以农立国”之立场，当上海装备企业最初迁至武汉时，竟无法购到地皮建厂，因为当地精英宁可留着土地种植旧时皇家的洪山菜薹。

  当然，由于此前上海的“一 · 二八”抗战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有些企业也是心存侥幸。例如，当林继庸苦劝上海一位大企业家内迁时，在“反复陈述了之后”，得到的回答是：“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 · 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在迁与留的抉择背后，仍是经济人的理性计算与对战争形势之估计的矛盾。

  进一步说，不只是以逐利为本的民营企业家，即使是政府官员与国企管理人员，在迁与留的问题上也会迟疑不决。例如，战争全方面爆发后，翁文灏任命恽震为资源委员会电业处处长，要求把战区的发电设备尽可能拆迁到后方去，恽震遂派遣副处长陈良辅带领机匠执行拆迁任务。然而，南京和戚墅堰的电厂，受控于宋子文，厂长陆法说“不许拆”；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当时也归宋家的建设银公司控制，亦称“不许拆”。恽震在多年后仍讽刺这种“不许拆”的做法，“那就是准备给日本侵略军来使用了”。事实上，当资委会决定将湘潭等地的国营企业进一步内迁至云南等地时，企业内部亦有不同意见。

  1938 年 2 月 23 日，王守竞派往欧洲与外商进行技术合作谈判的施伯安、费福焘致函王氏，反对将工厂迁往云南，仍力主“厂基应在交通较便之地点”，其主要理由包括：(1)设厂于云南在原料供应上不便，“普通原料凡沪汉两地均能供给者，如厂近长江则隔日即可购到，如设在滇省，则非旬日以上不可，因之储备原料费用须特别加重，否则不免有停工待料之虞”；(2)设厂于云南会增加各种经营成本，“派匠出外装机，倘其工作约需 10 日，如以长江沿岸为起点，其往返路程或须 5 日至 8 日，如在滇省，则往返路程期非 20 日不可，川资加贵尚在其次”；(3)在云南设厂不利于市场之间的竞争，“此中营业之竞争，其对手方完全系英德美大厂之代表为对象，其成败在于能否临机决断为转移，如厂在滇省，往返不易，结果全仗函电之交换，鞭长莫及”。这些建议既出于通常的经济考虑，亦基于对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的研判。

  左1：王守竞，左2：Ralph Kronig，右1：I. I. Rabi。1926年，已经拿到两个硕士学位的王守竞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王守竞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成了理论物理兴趣小组。这些年轻人后来成了美国理论物理的顶尖人物：刚博士后出站的讲师拉尔夫·克朗尼格（Ralph Kronig，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同在哥大物理系做博士论文的拉比（I. I. Rabi，因发明核磁共振法获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杰拉尔德·查卡洛斯（Geraid Zachairs，美国国防政策专家）。

  3 月 1 日，两人在写给王守竞的信中，更精确指出“工厂地点因地利关系不能充分发展者先例甚多”，虽然“战争时期，一般心理，当然离战区愈远愈好”，然“一旦战事平定后，决不能抛弃战区置之不顾”，故二人自认为其主张“在目下提出似不合心理作用，且有不识时务之识，但真理所在，对于工厂前途有莫大关系，将来恐悔之无及”，遂仍期望王守竞“俟一般心理变换时相机而行，决定以湘潭为大本营，俾收事半功倍之效”。王守竞回复曰：“在湘时局混乱，不迁滇无以安定人心积极工作。”其实，王守竞自己对战争会持续多久也没把握，甚至考虑过“若一二年后时局平静，再决定是不是迁回湖南或另筹他法”。

  直到 3 月 15 日，施、费两人仍在写给王守竞的信中强调： “现在将机迁滇十分便捷，但此种运输仅创办时一次而已，至于以后制成之品欲运至战区以及战区中毁损之品应迁入修理者，设厂太远，诸多不便。”然而，战争的扩大化与长期化显然超出了王、施、费等人的预计，当年武汉的沦陷，使选址于长江沿岸的区位优势丧失殆尽，反而证实了迁址云南的英明。1938 年 5 月，王守竞致函张乔啬，称：“厂已决定全部迁昆明，已在昆明郊外购地七百亩，且已兴工建造房屋。”此后，该厂便全力从湘潭迁往昆明。1938 年 7 月，机器厂“已全部迁昆明，下摄司已成空厂”。

  因此，尽管事后看来，“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是一曲悲壮的民族赞歌，但在历史当口，迁或是留，却不那么容易抉择的。自然，部分企业，尤其是可通过租界的上海企业，纯粹是出于牟利之心，选择留下，并大发战争横财；但还有一些企业，则基于对战争形势的研判而犹疑不决。毕竟，在 1937 年 7月7日之前，中国虽自 1840 年以来屡遭外人，却从未有任何一次战争的规模如此之大、维持的时间如此之长、敌寇之残暴如此惨绝人寰，以至于不抗争到底即亡国灭种。这种心理上的缺乏经验，给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工业动员增添了额外的阻力，也彰显了经济逻辑与国家安全逻辑之间的矛盾。

  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是一个维持的时间较长的过程，实际上已超越了战争初期的时间范围。大体而言，内迁分为两步，首先是上海等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到武汉，然后，随着日军进逼武汉，已经内迁的企业又和武汉本地的企业一起，进一步西迁。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勾勒的图景，实际情形更复杂。例如，一些上海企业并未迁往内地，而是迁到了香港。再如，上海企业的大规模内迁是伴随着“八 · 一三”沪战之炮火的，但在所谓的“孤岛”时期，仍有部分企业突破日伪封锁，辗转内迁。

  由于装备制造企业或一般所谓机械企业与军工生产关系密切，因此，在内迁的企业中，装备企业为数众多。据统计，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 会曾协助迁出民营工厂 146 家，其机器及材料安全抵达武汉者重 14600 余吨，技术工人 2500 余名。这些厂家中，机械五金业 66 家、造船业 4 家，计装备类企业共 70 家，约占总数的 48%，数量颇可观。这一些企业迁到武汉后，由于日军顺长江而上展开进攻，遂又与部分武汉本地企业 一道，再迁往内陆更深处。

  与此同时，山东、山西、浙江、福建等地亦有工厂内迁。实际上，出于军事考虑，国民政府对装备、化工等企业搬迁给予的补贴也最高，故装备企业在所有内迁厂矿中所占比重最大，达 40.40%。据 1942 年 3 月统计及 1967 年之修正，战时迁往各地的民营装备公司数分别为：四川(含重庆)103 家，湖南 50 家，广西 14 家，陕 西 8 家，贵州 3 家，湖北(老河口)1 家，共计 179 家。此外，尚有武汉的 2 家企业在搬迁过程中与政府失去联系。在 179 家工厂中，原籍上海者 59 家，占 33%，原籍武汉者 96 家，占 54%。因此，内迁之装备工厂，实以上海、武汉两地之企业为主。在迁入地中，重庆接纳的企业最多，所谓迁入四川者，几乎全部聚集于今日重庆直辖市范围内。

  与大多数迁往重庆的非公有制企业不同，筹建中的资委会大型国营企业主要迁往了云南等更偏僻的地区。当时，云南由地方实力派龙云主政，不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范围内，钱昌照遂与龙云商议将中央企业迁往云南兴建之办法，大体措施为：“中央和地方合营，中央出钱，地方出力；企业由资源委员会全权处理，地方不过问，人事全由资源委员会配置； 年终结算，利润各半分配，中央所得到的 50%，仍保证用于地方兴办工业。”这一办法得到龙云的同意，此后又推广至广东、广西、西康、陕西、甘肃和青海等地方实力派主导省份。

  对资源委员会来说，该办法的最大好处在于掌握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从而使技术官僚能以专业方式来进行经营管理，并且，在资委会看来，“重要国防工矿须由中央主持，否则恐破坏统一”。但另一方面，取得地方实力派之配合，也成为中央级别国企在战时后方能顺利发展之保障。

  除了搬运设备、材料外，人员转移亦为工厂内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由政府资助内迁的机械工业技工累计达 5968 人，为各业之 最。1938 年 4 月初，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还制定了技术人员征集办法，规定凡化学、机械、电器、矿冶、土木、纺织等科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学识经验者，可向工矿调整处申请登记任用，工矿调整处按其资历，分为甲、乙、丙级，各给以技术员名义及生活费，派往合适的厂矿或技术机关服务。此办法一颁布，即有青年技术人员百余人申请。至 1942 年为止，此类由工矿调整处介绍及派遣的技术人员达 700 名。而据 1941 年数据，由政府分发或介绍工作的技术人员中，属于装备工业者 122 人，次于化学工业之 221 人，在各业中居第二位。

  此外，国统区高校的工程院系在战时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有所增加，工科专科教育亦有所扩充。 一些高校，与厂矿一样，亦迁往西部后方，其最突出者当属西南联大。与之相应的则是工科生人数的增长，如图 1–1 所示。

  很明显地能够准确的看出，1937 年之后，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工科生人数有大幅攀升，这与战时需求及整个社会风气之转向皆有关系。

  1938—1940年间，中国文实两类学生中，文科生比例约为 46%，包括工科在内的实科生比例则为 54%，重理轻文之格局已然形成。而在工科生中，学习机械工程者人数不少，以 1940 年为例，看当年大学工学院分系学生人数统计情况：

  如图 1–2 所示，1940 年中国大学工学院学生仍以土木科为最多，但机械科紧随其后，如若将电机、航空、机电、造船亦算在内，装备工业相关科目的学生有 3630 人，比土木科学生还多。这些学生，将成为战时中国装备制造业工程师队伍的有力补充。

  综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原本集中于东部地区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实现了一次向西部扩散的大迁移。不仅是企业，还包括人才，均出现了西向流动。当然，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大西迁并非由经济原因引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经济逻辑的。这次大西迁，是国民政府在战争初期的经济动员的一部分，或者说，这是一场经济上的战略撤退。随着大量装备企业落脚于中国西部地区，中国装备制造业真正翻开了其战时篇章。

  无独有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另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苏联，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全面动员，在战争初期被德国打了个猝不及防，损失惨重。然而，当西部大片国土沦于德军之手的同时，苏联也开展了一场壮阔的工业东迁，将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大量战略性工业撤至远离战火的腹地。

  1941 年 8 月 16 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战时经济计划》，决定将工业转移至苏联东部的乌拉尔、西西伯利亚等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加强军事生产。东迁的效果十分显著。1940 年，乌拉尔的装备制造业产值为 38 亿卢布，1942 年已增为 174 亿卢布，装备制造业在乌拉尔工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亦由 1940 年的 42% 增长为 1942 年的 66%。西西伯利亚的装备制造业，在 1942 年使工业生产量较 1940 年增加了 7.9 倍，在 1943 年则增加了 11 倍。装备制造业东迁为苏联在战场上的大反击创造了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