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 ,特别是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公司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全面破坏。为了持久抗战 ,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并定重庆为战时陪都，同时国民政府策划和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沿江沿海国有企业和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迁往西南等内地的计划。中国工业的大迁徙,是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工业的摧残, 在西部地区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基础。这次工业内迁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战时政治经济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战争的进程和时局的转换,意义寻常。工业内迁在客观上起到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数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几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也为中国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国现代工业主要是通过洋务运动，由外国资本所初建，沿海五个条约港口开放后，外资企业逐渐在中国沿海沿江一带兴办，由于依赖外国资本的官僚资产阶级主要也在沿海沿江一带的条约口岸与通商城市兴办企业。民族资产阶级更为弱小，既受外资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又不得不依附他们，因资金、交通等原因，他们的企业也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一带的少数大城市，导致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同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来源与财政收入，也正是建立在沿海沿江一带城市的工业基础之上，据统计，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依靠城市税收（包括关税、盐税和统税），在1931年，中国城市税收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已达到51%。

  抗战爆发后，由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致使东南沿海沿江一带迅速陷落，全国工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纺织业损失了70%、面粉业损失了60%、机器造纸业损失了84%、制碱业损失了82%、火柴业损失了53%、盐酸业损失了80%。在全国6344家工厂中，损失达到60%。其中对上海的工业遭到一场空前浩劫，在上海工业集中的地区，也是战火最为猛烈的地区，闸北损失100%，虹口与杨树浦损失70%。有专家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由于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延误了20年时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的灾难，也是中国工业史上的灾难。

  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针对日本侵略威胁,开始有计划的为长期抗战做出准备,其中资源委员会的设立便是该准备的一个具体的措施。资源委员会原由国民政府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于1935年成立，作为抗战时期一个较为特殊的主办工业的政府机构，并在当年就拟定了一个以湖南、湖北、江西为基地的重工业五年计划，分为冶金、燃料、化学、机械和电气五部，这表明国民政府已有了将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作为战略大后方的计划，抗战全方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不久决定将西南地区作为抵抗侵略的大后方基地。

  虽然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实施组织了沿海沿江的工厂内迁，成立了内迁技术委员会，下设机械、电机、化工、土木工程、公用事业、金融、经济、法律等12个组。由于受战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以宋子文为首的官僚资本为谋取本财团利益（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上海的大批交通工具全部被宋子文所控制）而拒不提供掌管的船运交通工具，使得工业公司内迁工作困难重重。更令人唏嘘的是，在历史上如此著名的工厂内迁事件，竟是首先由上海一批爱国资本家呼吁后，国民政府才为采纳。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对于集中了全国工业76%以上的沿海沿江工业，该怎么样处置？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尽快拆迁上海各工厂，其中以爱国实业家颜耀秋、胡厥文为代表的上海机械业的厂家，表示自愿将各厂迁移内地大后方，以应军需制造之需，增厚长期抗战之抵抗力量，也使自己的企业免遭日本破坏。直到1937年8月22日，由上海顺昌铁工厂首批机件在炮声隆隆中启运武汉，才为上海工厂内迁开了先河。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军事撤退行动。1940年5月25日，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英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以3万人的代价，掩护了被围困的40余万部队。这项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行动使英国最终得以利用各种船只撤出了大量的部队。虽然这次大规模的撤退行动成功的挽救大量的人力，可是此次撤离，意味着欧洲大陆落入法西斯势力之手。从此，敦刻尔克就成了在敌不寡众情况下成功撤退的代名词。有抗战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将1937年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工厂的大迁徙也与之相比，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惊为天人相似之处，故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沿海、沿江工厂的内迁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迁往武汉。以武汉为迁厂目的地，还在于国民政府先期迁至武汉，故欲与政府同步，以策安全。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初，沿海、沿江共内迁140余家企业，其中上海最多，共计121家，其余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和江西的企业，累计安全运送机器设备共计14600吨，随行技术工人2500余名。在内迁的运输工具主要是船运的木船，途中天上有敌机追击，水面上还需要通行证通过封锁防线，一路历经艰辛，航程达数月之久，其困难重重，苦不堪言。结果工厂的机器设备内迁武汉后，发现这里办厂并不合适，根本原因是武汉战争局势日渐紧张，日军接踵而来；国民政府在武汉只设办事处，未有安排大批工厂复工的计划；作为五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城市武汉地价高，办厂的巨额资金难以承受。第二阶段是从武汉迁往后方各省。时间上是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当时在汉口养病的第7战区司令、四川省主席刘湘闻此消息，为争取滞留武汉的内地工厂转移到四川，以四川省政府名义，出台六项措施，给予优惠和方便，鼓励当时的武汉516家企业，内迁的304家企业前往四川，结果有60%的企业在武汉危殆，日军兵临城下前的10月才基本内迁完毕。第二次内迁，由于过于仓促，损失极大。据国民政府工矿调查处1939年7月1日的统计，共迁出各类物资五万多吨，实际上运到后方的不到三万吨。据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的统计，在工业大迁移中，约有40万吨的机器抛弃在长江中，损失十分惨重。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编印的《后方工业概括统计》提供的数据：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6月历时3年中，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大迁移结果，总计迁出厂矿448家、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人，其中上海与长三角的企业占60%以上。这些工厂大部分迁入了四川，达到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

  广西25家，其他各省16家。此外，加上一些自动迁移的工厂，整个抗战时期迁入后方的工厂，总计600余家。

  尽管战时工厂大迁移进行不够理想，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抗战工厂内迁仍然具备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抗战前，国民政府有一数据令人信服，当时全国符合工厂法规（即有机械动力和3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共有3935家，而上海和沿海城市集中了3298家，占全国的81%，大多分布在在上海。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相形见绌，抗战前，西南7省（川、康、云、贵、湘、黔、桂）的工厂总共不到300家，仅占全国总数的6.03%。毫无疑问，战时工厂内迁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对促进大后方的开拓与建设、支援前方与增加军需、民用产品的供应、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经济等，都有积极的作用。其历史意义可以概括为：一是保存了抗战的经济力量，奠定了大后方工矿业建设的物资基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二是向大后方移植若干现代工业，形成了若干个新的工业中心，改变了全国工矿企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三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工业公司的技术人员；四是工厂内迁带来的设备机器生产了各种母机，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可以说，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后，资源委员会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并组织沿海及工业较发达地区的工业公司布局和内迁，通过工业公司内迁得以保存了国家力量,直接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为促进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内陆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沿海沿江工厂内迁中，不能不提从上海前往延安的利用五金厂老板沈鸿先生，由于他对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所做的贡献，三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和林伯渠将沈鸿称为陕甘宁边区工业之父。

  1931年冬，沈鸿在上海从布店同事和亲友中集资5000元开办了利用五金厂，制造弹子锁。当时，这种洋锁是少数洋行，尤其是美国耶勒公司垄断的产品。耶勒公司曾想花钱收买该锁厂，遭到沈鸿的拒绝。通过这场商战，沈鸿一方面痛感民族工业深受外国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中国货能与洋货竞争的信心。于是他开始萌生了制造汽车的雄心，他利用代友人管理汽车队的机会参加修理、拆装汽车，同时夜以继日地钻研《汽车发动机构造》、《材料学》等书籍。1936年他设计制造了一套制造气门的机器，得到成功。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沈鸿制造汽车的梦想未能实现。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沈鸿不愿沦为亡国奴，紧接着在9月带领利用锁厂的7名技工、10部机床，分乘两条小木船，随以胡厥文为首的爱国工商界内迁委员会向大后方迁移。在历经万苦抵达武汉之后，沈鸿闻知八路军平型关抗日大捷，他毅然决定带全部工人和机器，投奔，经西安奔赴延安。

  沈鸿在安塞县的山沟里办起了红军唯一的兵工厂--延安兵工厂，担任了总工程师。在这抗战八年里，为挽救民族危亡，沈鸿和他的工友接受和解决了一项接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据统计，在这八年中，沈鸿与延安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孙果达认为，沈鸿利用他的技术人员和生产设备，作为一家母机生产厂商，迁入陕甘宁边区后，对边区的工业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多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设计生产了200多台各行各业急需的机器，发展了边区的工业；二是试炼灰铁成功，结束了边区无铁的历史，解决了边区缺乏铁料的大问题；三是传授技术，为边区工业培养了一支专业骨干队伍。

  1942年，发给沈鸿的特等劳动模范奖状是由主席亲笔题写的无限忠诚四个大字，还曾同沈鸿谈话交流，当主席询问沈鸿，你是从什么学校出来的？沈鸿回答我没上过学，小时候，从浙江的老家跑到上海协太兴布店当学徒，后来同朋友们一起，办了一家锁厂。听后，诙谐地说有意思，有意思！你这个人搞工业同我学军事一样，不是从军事学校出来的，是要打仗才学起来的。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他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员，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1947年4月沈鸿加入了中国，1949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沈鸿调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重工业处处长。他曾陪同周恩来总理赴苏联商谈支援我国156个项目等工作。1953年起，沈鸿先后任三机部部长助理，电机部副部长，煤炭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一机部副部长。1979年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任机械工业部顾问。1958年5月，在出席八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写信给毛主席建议制造万吨水压机，得到批准。当年秋天便开始万吨水压机的设计研制工作，沈鸿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拼焊结构，到1961年底完成了万吨水压机的制造、安装和投入生产，获得成功。同时期，沈鸿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协助水电部解决了三门峡水电站15万千瓦大型水轮机转子焊接的难题。他还主持中国国防尖端工业所需九大设备的设计制造工作，前后历时9年，直到1969年才最后完成。在这20年期间，沈鸿还主持了马鞍山铁路车轮轮箍轧机、本溪辊宽1700毫米薄钢板连续式热轧机、攀枝花钢铁公司成套生产设备、舞阳宽4200毫米特厚钢板轧机的设计制造工程；积极参予了汽车工业技术改造、葛洲坝闸门等工程；主持或参予了从仪器仪表到发电设备，从农业机械到军工配套的大量工程建设项目的研究和决策。沈鸿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等行业也十分关心，他对照相机、高压锅的结构改造以及抽水马桶节水阀的设计，甚至对一瓶绘图墨水、一根缝衣针的质量提高都曾提出过建设性的技术改进方案，被誉为是多方面的、终生的工程师。

  沈鸿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汇总国内外机电工程的知识和经验，他主持编辑了总共25卷，计3000万字的《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在80年代，又主持编辑了250万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o机械工程》卷。1988年6月，沈鸿以82岁高龄离休，享年93岁。

  沈鸿--一位冒着抗日烽火携带工厂的全部设备和技术工人，从上海奔赴延安而开始其革命生涯，设计生产过从延安第一台造币机到新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机械工程专家。他只上过小学四年，但一生酷爱学习，在自学和实践中积累了渊博的知识和极高的工程实践能力，并有多项发明和创造，曾获得我国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沈鸿的一生是为祖国抗战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生，也是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今天纪念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时，我们更缅怀这位共和国的这位传奇人物。